2000年，北京市顺义区的王先生从村委会承包了一处3亩左右的土地。承包土地后，王先生在该地块建设了种植大棚和一部分看护房，用于养殖，并经营至今。
2020年，因当地环境整治项目的建设，王先生所承包的土地被纳入腾退范围，此时，王先生的养殖大棚内刚刚种上大面积的水果。后，由于补偿标准过低，王先生一直没有签订补偿协议。
2020年5月，当地镇政府以违建的名义，下发了《限期拆除通知书》《强制拆除告知书》《强制执行催告书》《强制执行公告》四份文件，并在文件张贴一周内，组织人员将王先生的看护房全部拆除。
在拆除看护房1个月后，相关单位又组织人员强拆了王先生的大棚，强拆当天，王先生及家人多次报警，但大棚最终还是全部被毁。
万般无奈之下，王先生找到在明律师事务所的马丽芬、闫会东、殷浩律师。三位律师在翻阅材料后，立即针对《限期拆除通知书》《强制拆除告知书》以及拆迁方的强拆行为同时提起行政复议。
案子审理过程中，相关单位拒不承认其毁坏了王先生的种植大棚，称强拆行为系村委会所为，与镇政府无关，并出示了一份由村委会盖章承认的《证明》。
三位律师见到上述证据材料后，当庭提出以下几点异议：一、强拆大棚的行为实质上是强拆看护房行为的延续，其目的是完成当地腾退任务，该腾退项目的实施主体为镇政府，不能仅凭一纸证明就免除镇政府的责任。二、承包地上大棚被毁后，土地一直由镇政府占用，镇政府为该行为的直接受益人，应当认定强拆行为系镇政府所为。三、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，没有强拆的法定职权，如果真是村委会实施，应属刑事犯罪行为，其自认显然是根据镇政府的指令所作，不具备真实性。
随后，法官依职权调查了该《证明》的形成过程，并分别询问了村委会两委干部、档案员、管理用章的会计、镇政府土地科工作人员、现场施工人员、派出所接警员。最终，法院查明该《证明》系镇政府工作人员草拟、打印......村委会对证明内容概不知情。
同时，法院了解到从公安的出警情况来看，现场王先生及家人多次报警，显然不是其自愿行为。
最终，法院最后做出(2020)京0113行初460号《行政判决书》，认定拆除行为系镇政府实施，判决确认其拆除行为违法，并在判决中明确了王先生的大棚并不属于违章建筑。
目前，王先生已经在进行国家赔偿程序。
从上述这个案例可以看出，在遇到强拆等情况时，一定要沉着冷静，保存好相应证据，尽量对现场拍照、录像、录音。如不具备这种条件，也要在事后立即报警，并及时联系律师维护自身利益。
